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進一步發展和城市規模的不斷擴大，交通時間有進一步增加的概率趨勢。經濟學家通常認為，交通時間對個人的經濟績效是無效的或是具有消極效用。

一般而言，交通時間會擠占休閑時間，限制與家人相處的機會、減少在閱讀、公共服務和戶外活動的時間，交通時間增加會加劇客觀壓力源和主觀壓力源（例如感覺、需求、滿意度）對職工情緒的負面影響，交通時間過長會產生焦慮感、壓抑、無精打采、悲觀、疲憊、睡眠紊亂等身體與心理問題，進而影響個體工作表現。

研究者對維也納和澳大利亞居民進行案例研究，發現單程交通時間超過30分鐘將明顯降低居民社交滿意度。這說明，進一步指出交通時間的持續增加將會惡化現代城市生活質量（Golob，2000）。利用美國2000年人口普查數據對交通時間與收入進行研究表明，交通時間與偷懶行為存在替代效應，每增加一單位交通時間，將減少個人凈時間利用，從而導致休閑時間減少（Ross & Zenou，2008）。

一般而言，年齡、是否有孩子、職業、每周工資、交通方式等統計特征影響交通時間。而城市結構、職住平衡與城市能耗是影響交通時間的宏觀因素。此外，工作機會、住房機會和城市公共服務設施的空間布局也是影響交通時間的重要因素。通常來說，社會技術的進步、工資水平的提升和平均交通速度的提高都有助于減少交通時間。

然而， Ommeren 和Rietveld（2005）通過對交通悖論的研究發現，隨著社會技術進步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居民工資水平、交通成本和交通距離都會增加。實際上，對OECD國家交通行為進行的研究發現，交通速度提高增加了交通距離，因而并未縮短交通時間（Schafer，2000）。

這是由于隨著生產效率和居民工資水平的提高，個體能承擔成本較高的快速交通方式，結果導致交通距離的增加。Gordon et al. (1989) 對美國過去幾十年的交通數據進行對比發現，交通方式的改變和平均交通速度的提高并未縮短平均交通時間。

由上面的文獻分析可知，在導致交通時間減少的因素（如：技術的進步、交通速度提高等）和導致交通時間增加的因素（職住分離、交通擁擠、居住郊外）的綜合作用下，個體的交通時間有所增加，并擠占個人休閑時間。

最新研究：住得越遠越富有？

傳統的經濟學家認為交通時間具有重要的負面效應，把交通時間看作社交孤島的主要成因，并導致個體幸福感下降。由此帶來的后果是，工作時間外的交通時間增多將加劇工作中的偷懶行為（Burda et al., 2015）。由于職工工作外非休閑時間（交通時間）增加侵占了職工的休閑時間，引起職工通過偷懶來報復性地獲得休閑彌補，進一步導致職工平均收入的下降或失業率的提高。

然而交通時間對收入水平的負面影響并未得到學者們的一致認同。

在工業化發達國家，相較于中低收入群體，富裕群體職住分離現象更為嚴重。高收入群體居民往往具有較遠交通距離。一項出人意料的研究顯示，越來越多的居民成為長距離交通者，并且，住得離公司更遠，從而交通時間越長似乎成為一種提高收入的“激勵”，成為個體提高職位和收入的策略（Burda et al.,2015）。這其間的奧秘何在呢？

現實答案：大城市勝利的秘密所在

國際上，隨著城市的不斷擴張和越來越擁擠，“交通持續時間持續越長，其收入增加機會越大”，這個反常的奧秘似乎得到了世界范圍內越來越多的證據（Flood & Barbato, 2005）。Jennifer Roberts(2011)在研究交通時間對男女心理健康的影響時發現，作為對交通時間的補償效應，交通時間較長者往往具有較高的收入水平和較好的家庭居住環境。

究其原因，第一，選擇居住地點是在對工資水平、房價和交通時間權衡后的選擇結果，居民可以在城市中心工作享受高工資福利，同時居住在房價較低的郊區，同時又必須承受較長的交通距離和交通時間。

新階層空間經濟城市模型也認為居住位置的選擇是房屋價格和交通成本（包含時間成本）之間的平衡。長交通距離是人們對郊區低房價和良好居住環境的平衡，而高工資水平則是勞動市場對交通成本的一種補償。

居民居住區域通常遠離城市中心，企業必須提供較高的工資來補償員工交通成本，而高工資水平對于長時間交通者具有較好的激勵作用。有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高的工作者往往具有更快的移動性和更長的交通距離，其通過高收入水平來彌補交通成本的增加。因為高收入群體通常通過具有較快平均速度的高級交通工具來縮短他們的交通時間。

第二，交通時間并不是完全無效，它可以通過提高社交活動機會、聽音樂、打電話、閱讀、從家庭到工作角色轉換等作用來提供有益效用（Redmond & Mokhtarian, 2001）。

第三，交通時間還為個體提供有益的獨立時間和工作后的休息機會。信息技術革命所帶來的“移動工作”產品可以促使交通者在交通途中進入工作狀態，將交通時間轉換為工作時間可以增加交通的經濟效用。有學者進一步指出長時間交通者可以通過社交網絡進增強個人工作能力。這種工作能力的增長得益于長時間交通積累的社會資本和學習機會，進而提高個人工作績效。

Burke et al.（2011）發現長時間交通者在工作中往往具有合作態度、新的交流和難題處理能力和技巧，并增強個體在嘈雜環境中工作的適應性技巧。正如Raelin（2008）所指出的那樣，這種工作能力的增長得益于長時間交通積累的社會資本和更多的學習機會。除此之外，遠距離交通者往往具有合作的學習態度、新的交流和難題處理能力，增強了個體在嘈雜環境中工作的適應性(Burke et al., 201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較長的交通時間能“倒逼”人們提高工作效率，減少被解雇的風險，從而提高長期內的工作表現和工資水平。這正是“大城市的勝利”所在：大城市為人們提高了效率，而提高的效率能帶來更高的收入，最后，更多的收入可以購買更多的休閑。這樣的鏈條，是積極的，可持續的，高效的。

在交通工具選定的情況下，距工作地點較遠的居民為了防止路程中不可控制的客觀因素（路面管控、堵車、交通事故等）造成時間拖延，會盡量提早出發，到達工作地點。相比之下，距工作地點較近的居民，因上述不可控的客觀因素較少，而主觀因素出現的概率又不確定，所以經常遲到。陳勇（2015）對天津中學生的研究已經證實，經常遲到的是住在學校附近的學生。因此，距工作地點較遠職工經常早到辦公地點，下班時為了躲避下班高峰而又選擇推遲下班時間，這在客觀上延長了距離較遠職工的工作時間，進而提高工資水平。

政策啟示：彈性工作制助長“大城市的勝利”

大城市的存在和擴張，使交通時間可以與休閑時間之間呈現出穩定的相互補償效應。個體在交通時間內的閱讀、玩游戲、看電影等休閑活動有效緩沖了家庭和工作角色的轉換，同時，較長的通勤時間又“倒逼”出員工高效的時間管理模式，從而有能力購買更多的“閑暇品”。

因此，政府層面應通過加大推廣彈性工作制力度來強化大城市的效率。

當員工有選擇每天工作多長時間的權利時，交通時間的延長會提高勞動力的供給和勞動效率。Eva 和Jos（2010）通過實證研究也得到相似的結論：當每周工作的總時長不變時，交通時間的增加將導致工作效率提升。

具體而言，對于交通出行成本較高的大城市而言，政策制定者可以通過實施彈性工作制來減少員工每周工作天數，但可以適當提高每天彈性加班的時間。這樣，在不降低工作績效的情況下，不僅可以有效緩解城市擁堵情況，還能增加休閑時間，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