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7月1日開始，北京市共處罰違反規定在應急車道內行駛的違法行為3.8萬起，同時查處醫院門前及周邊違法停車4600余起，聯合相關部門清理占路攤商117處，扣留違法“摩的”380輛。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對駕駛機動車遇有執行緊急任務的救護車未按規定讓行的，處200元罰款，記3分。（8月14日《北京青年報》）
醫療急救是“等不及”、“傷不起”的民生工程，救護車早一分鐘抵達醫院，病患就多一線生機。然而，在現實生活中，不避讓、超越執行緊急任務救護車輛的違法行為屢見不鮮。這里面，固然有城市交通擁堵嚴重、道路規劃不合理等客觀因素，司機避讓意識的淡漠、對救護車濫用的信任缺失等主觀因素同樣不可忽視。
救護車承載著救死扶傷的特殊使命，是一條“生命通道”，享有優先通行權。救護車優先出行的成本由公眾支付，其收益就是最大限度保障病人及時得到治療。可是，“救護車他用”一次又一次地切割了社會信任，讓老百姓對救護車符號的真實性和有效性產生了質疑，自然不愿意為沒有執行緊急任務的救護車讓道。
馬路作為一種公共資源，難免會遭遇某種程度上的“公地的悲劇”；一些違反交通法規的行為，說到底是規則意識和公共精神缺失的產物。此外，一些司機之所以對“避讓救護車”置若罔聞，就是因為有一種“法不責眾”的僥幸心理。一旦相關的法律規范發揮了制度應有的效力，讓違規行為得到及時、有力的懲罰，不避讓救護車的現象自然會減少。
實現從“不讓”到“讓”的轉變，離不開每一個出行者法制觀念的更新、價值排序的重塑和人文關懷的提振。即使在社會流動迅速的陌生人社會，在一些涉及到公眾切身利益的領域，老百姓依然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如果“中國式爭道”得不到有效治理，最終利益受損的還是老百姓。
罰款扣分不是目的，只是社會治理的一種手段。交通法規要想落到實處，就必須摒棄單一的治理視角。以“闖紅燈過馬路”為例，罰款手段往往治標不治本。湖南長沙市交管部門推出的“體驗式教育”讓違法者從旁觀者變成了參與者，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避讓救護車”作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固然需要通過提升違規成本、提高法律規范震懾力和約束力的方式來催生交通文明，也離不開強有力的實施操作系統。道路規劃更合理、城市交通擁擠得到緩解，急救資源得到優化配置，“特權車先行”得到有效遏制……只有得到遵守規范的利益的支持、讓老百姓從中受益，實現多元共治，“避讓救護車”才能具有長期的、普遍的、強烈的號召力和影響力。(作者：楊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