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是會認為"智慧城市"代表了一種高科技，離普通公眾很遠，然而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袁牧卻認為，智慧城市離公眾并不遙遠。
9月9日，袁牧在天津接受了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采訪。
《21世紀》：智慧城市到底是什么？
袁牧：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是發電公司提出來的。這個概念其實提得非常有道理，代表了這樣一類影響未來的發展方向的產業，是解決未來城市發展方向的最重要的載體。
城市是一個載體，承載了人類社會最多的財富，最多的有智慧的、有能力的精英人群，他的財富，他的智慧，他的技術，他的工業，都集中在城市，因為有這樣的集中才出現了城市，才出現了城市的不斷發展變化。隨著技術的發展，每一次重大的技術變革都面臨著城市的一次改變。現在，隨著信息技術和信息產業的發展，必然會帶來一個城市新的變化，這個變化就是智慧城市。
《21世紀》：智慧城市的發展里程是怎樣的？
袁牧：智慧城市這個概念出現的時間并不很長，但是我們做這塊工作很久了。像交通信息技術，我們做了大概二十年了。類似的還有很多，慢慢都會融入到智慧城市的大體系里面來。舉個簡單的例子，其實在座所有每個人都生活在我們現在可能看不到的這樣一個智慧城市體系之下。我們在來的路上有很多攝像頭，這些攝像頭都是干什么用？它們更多的不是在抓違章，是在做一些數據，獲取交通數據。一個城市有各種各樣的數據，這些數據的獲取形成了大的數據流，形成了一個城市的智能化。當初提出智慧城市的大概念之后，對于城市的發展，無論是企業、科研單位，還有政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這個工作實際上是方方面面的，現在很難說某一種形態或者某一種格局叫做智慧城市，它涵蓋的內容非常寬泛，又非常具體。對于智慧城市，我建議大家可以更寬泛地理解，它其實代表著一種城市面對的變革。
《21世紀》：它包括哪些內容，或者說它具有哪些特征？
袁牧：說實話，并沒有一個可以拿得出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智慧城市標準，但是它必須有以下特征：第一，這個城市要保證一個可以增長的經濟，這是第一維的城市；第二，要保證這個城市要有便捷的維度；第三，要創造一個城市舒適的環境；第四，要有智慧的民眾；第五，應該有安全的生活；第六，應該有一個公正的城市制度。
剛才說如何建立一個智慧城市的時候，更多的說到了自上而下去建立，建立一種設施，建立一套管制體系，建立一套最高的數據的由來和數據的處理，以及由這些數據而產生的數據平臺和這些平臺所能形成的智慧分析，這個完全是一個自上而下的處理方式。
但是，實際上智慧城市也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自下而上的。應該自下而上去推動整個城市發展。我們很多時候關注到技術的安全性的問題，但恰恰我們沒有關注到其實這個技術應當更多的在城市里讓大眾都能夠去使用去接受。比如，日本從2001年開始做了一個計劃，計劃互聯網在日本鋪開，過了若干年，把這個計劃變成基于物聯網的基礎，讓日本做到人與人、物與物都能產生技術上聯動的功能。2011年之后，日本把這個計劃又進行了進一步的分析，目標成了網絡無處不在的活力，這個實際上是建立在全民基礎之上的，通過技術的革命而建立在國家的戰略。實際上我們也需要這樣，也需要基于民眾之上的、從頂層設計來做的智慧城市的概念。
《21世紀》：智慧城市的基礎就是大數據了？
袁牧：它包含了兩個概念，一是國家信息安全的概念，二是大數據。大數據其實就是一個信息，是一個非常遠大的信息。這個大數據是多重來源的，不是說一個城市就一個來源，它有無數多個來源，包括各種電子系統產生的信息，包括互聯網產生的信息，都是大數據。但是，我們國家目前的格局是各個部門條塊分割，數據屬于不同的部門。互聯網上有一句話我覺得說得非常對，叫做誰掌握了大數據誰就掌握了權力，也就是說，誰有權力誰才能掌握大數據。
這種情況下我們做智慧城市，你如何去整合？沒有任何一個機構可以去整合。這就需要數據公開，但是這種公開不見得就是對所有人公開的，一定是針對整合者是公開的，或者對于信息的真正使用方是公開的。我覺得這里的公開，一個是政府，一個是企業，而不是對個體。智慧城市的項目大概有2000多個，總的投入大概在1.6萬億，而這1.6萬億投入里，政府的財政投入大概占20%，銀行的投入占到20%，而企業的投入占到了1/3，約33%，這個比例實際上是大于政府的投入的，也大于銀行的投入。但是，投入這么大有沒有更大的權力？這就是數據公開的問題，我投了這么多錢拿不到需要的東西，怎么去做分析？
